高耀洁：我想画一个句号

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高耀洁，被称为是中国民间防艾的第一人。她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行动中曾经多次遭到人身攻击，但是她依旧没有放弃，她依然想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来为这个社会做些许贡献。

高耀洁：我想画一个句号

文/黄泓翔

从2011年来纽约上学听说她在这里，并经常和同学去探望至今，已经快两年了。诚然，高奶奶有自己特殊的知名度和经历，但是现在回头看来，这两年来，我们更像一帮学生探望一位八十多岁孤独而慈祥的邻家老奶奶。比起所谓的“政治敏感度”，她的善良与纯粹，一直吸引着远游此地年轻学子们的慕名造访，也引导远游在自己人生路上的我们频频回头，借她的身姿来矫正自己灵魂无论多么轻微的卑与亢。

——写在陪伴奶奶最后的日子里，想记录高耀洁老人真实而最后的澜漪

在围城外的人看来，纽约是一座就算再深的夜色也盖不住灯火的精彩城市，它有象征自由的火炬女神，有象征财富的华尔街，也有世界上最多样化最让人叹为观止的移民群体：在纽约，没有“纽约人”和“外地人”之分，大家不分你我，都是时髦的“纽约客”。

只是，“客”终究是“客”，它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文人游子的伤悲里，即是待在不属于自己之所的人。

高耀洁，便是这样的一个纽约客。

一条通往苟活的路

“苟活。”86岁的高耀洁颤颤巍巍而又无比坚定地在纸条上书下这两个字，示意于我。她的卧室昏暗，因为窗户长年紧闭而压抑。虽然是在8楼，窗外视野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何，窗外的灯火和繁华却让人感觉仿佛跟这个房间是两个格格不入的空间。

那笔锋仓健有力，棱角分明，透露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底气和尊严。高耀洁常常背诵诗经等经典中的内容，遇到她觉得年轻人可能不熟悉的词句，她就会写在纸上。

“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高耀洁老泪纵横。

这样的场景在笔者面前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一个年轻者和一个年老者携手无言的伤悲蔓延了不知多少个两三天。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宽慰老人，也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开解老人面前人的无奈。这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被选择了的道路，因而也没有人可以为此遗憾或后悔。

2009年8月，感觉到气氛不对的高耀洁决定离开中国，以躲避可能出现的来自部分地方官员的迫害。踏上飞机时，她并不是不知道，在前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但是，她更知道，生活与道义，两者不可得兼时的取舍。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她在当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惆怅。

几经辗转，她在2010年3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由黎安友教授充当监护人。从那一刻开始，她搬进了纽约曼哈顿上西区哥伦比亚高地的一处大公寓楼，开始了她作客纽约的生活。

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高耀洁睡在卧室两个小床的一个上。虽然她能够生活自理，但是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总有一个在读或毕业的学生会在客厅和她一起住着，并陪高耀洁去看病、帮她买菜做饭——直到要离开纽约时，再找下一个人替代。

而平时，有不少在纽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会经常性地去看她，这些人是高耀洁在纽约最信任最依赖的人们。按高耀洁的话说，多亏有这帮留学生经常去看她，她还能够做包括写文章、回邮件在内的许多事情。作为这个群体的其中一员，笔者有幸见证了高耀洁老人晚年的点点滴滴。

英雄的琐碎尾声

2012年9月15日。

哥伦比亚大学往北二十条街左右的巨大公寓楼八楼，这一天中午刚出了电梯，便看到老人所住公寓门口堆了床垫与一堆木板。

“小黄你来了！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啊，我还想着你们多来几个学生可以帮我们跟大楼管理部门说一说，我一个老人，他们不怎么理会。来，我准备了三个苹果，先吃！”门开了，看见的是高耀洁老人带笑的皱纹，浓重的河南腔依然声音响亮。

“我的同学们会晚一点点到，怎么了？”

十天前，客厅里出了臭虫。

“我已经被臭虫咬了好多天了，浑身都是包，又痛又痒，现在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小弟弟，我真的受不了了！”桦（化名）是现在照顾老人的毕业留学生。

“里面还有张小床，你要不进去睡？我们尝试帮你联系除臭虫的人。”我问。

桦把我拉到一边，“高医生现在有客人从香港来，她让客人睡里面，所以我没有地方。小弟弟，我白天照顾奶奶很累，晚上又没办法好好睡觉，真的是很累，要不我搬出去吧，你们也帮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接替我的人。”

桦的脸上，写满了“崩溃”。而来探望的学生们在了解情况后也觉得很无奈。

“小黄，你不了解情况，小绍（化名）是真心关心艾滋病的人，很早前为艾滋病人的事情出过力，这次我是第一次跟她本人见面，你千万不能要她出去，一定要让她开心，不能让她觉得我们在嫌她啊！”老人抓住我的手，拿起笔，在我纸上的“请小绍出去外面住”字样上用力地划，用力地划，直到几个字彻底看不见。

“我没事，在这里我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啊，哪怕是当时我很喜欢的一个照顾我的人住时，我起床开灯摔倒了，8点多的时候头摔破了，那个人11点钟才能回得来。两个小时，我就这样捂着头上的血过来了。你们帮桦找个另外的住处吧，需要钱从我这里出，我大概还剩几千美金。没事，小绍也会照顾我，这孩子很好。”

那次的臭虫风波，最后在一群留学生的大扫除和游说之后得以平息。学生们回去时，已经是深夜。

身体状况堪忧以至于常常突然入院，需要被琐事如房子卫生状况纠缠，需要面对陪护人员的更换并需要适应新的人，有时还会与同住照顾她的人产生不愉快。英雄的尾声没有太多的大风大浪，更多的是家居琐事，磕磕绊绊，无可奈何，与深深的孤独。

“为了完成最后的书，我在这异国他乡吃了多少苦。”高老人流泪了。

当年揭露河南血祸、艾滋村惨状、被希拉里接见、一个小行星以她名字命名的长篇故事的尾声？就在这里，没有你想像的轰轰烈烈。

君子不党的孤独

面对学生的热情，高耀洁从不拒绝，也总是愿意被搀扶着到哥大与学生座谈，然而，对于来自纽约另一个人群的“热情”，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请帮我回信谢绝这个人的来访。”

常替高耀洁写邮件的人，多多少少也会有写这种回绝信的时候。

据她介绍，在纽约试图亲近她的人并不少，尤其是海外“民主斗士”群体，他们多次前来拜访、希望拉拢国际名望极高的她，然而高老人从来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我不是政客。”高老人只愿意把关注点放在实实在在的艾滋病人身上，不希望掺和到政治里去，更加看不过很多人以“民主”乃至“抗艾滋病”为由招摇撞骗谋取自己的利益。哪怕是对事实的夸大，高老人也无法接受。眼里容不进沙子的她，今年多次拒绝了纽约请求她去见陈光诚的人。在她看来，如果眼睛不是完全瞎就称是盲人，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假。”她看不惯。高老人多次说了，现在国内的很大问题，就是浸染全社会的假。

有些人觉得高老人有些时候太过偏执，执着于最完美的道德观。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那才是在这片现实嘈杂中的至真至善坚守，有些天真，有些理想化，但是美好。

既不愿意为了自身利益只颂赞歌，也不愿意为了自己受到的苦而投奔反抗政治集团的政治集团。高耀洁老人一生为伍的其实只有道德。因而她必然是孤独的，在这个道德缺失的世界。

“我告诉你，虽然中国的政府里面有人撒谎，但是那些反对政府的人里面有不少也一样！政治，没有那么简单！”她总是对这些“异议者”心存警惕。

作为一名流亡者，人们很容易会想象高耀洁老人跟其他政治流亡者走得很近，何况纽约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云集的地方。然而真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极高的道德准备，君子友而不党的执着，让高耀洁老人孤独地站在道德高地上，此刻，除了来了又去的学子，大概没有多少人是她的真正同伴。

虽然像香港知行基金会的杜聪等国内国际关注艾滋病领域的人有时会来看她，在美国的留学生有机会也会来看她，但是这些来看望她陪伴她的时间，占不了她时间的多少；国内每年艾滋病日大家总会一窝蜂地关注她，但是，那关注瞬间就会消逝。这样的轮回，我们都见多了。

国内来看她的人，没办法跟她一起待着很久；纽约的中国学生们，除去因为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不敢来或不关心的人，来过一次的有不少，但是本身就很忙的大家，能经常来的实在也不多。

如果不是还有写书的事情未完成，这位大风大浪了一生的英雄，每天在睡觉与清醒之间，在病危与煎熬之间，到底还有何种心灵的归依？

“我现在就等着这本新书艾滋病照片集完成，签了合同，我的人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无论学生再怎么劝，最近的她总是这么说。

回家？

岁月的白驹悄悄地跳过时间的缝隙，两年前开始聚集在高耀洁老人身边的很多学子也到了毕业的时候。匆匆为纽约客的莘莘学子们，有的回国、回到亲人朋友的身边，有的奔赴远方寻找自己的天地，而让很多人走得不放心的，便是高耀洁老人。

“如果高耀洁的身体状况继续变差，那么终有不得不住养老院的时候。”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说。

住养老院以获得全程陪护的想法已经被提出来很多次，但是高耀洁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每次有人提及，她都会非常激动，因而后来大家也就不提起了。

关心她的人们也讨论过她回国与家人团聚的事情，但是那条道路的未来会如何，大家都看不见。白雪茫茫，路仿佛是向前延伸、有希望的，却看不见通往的地方。

大家渐渐开始有些着急了，岁月流转，越来越多经常陪伴着高耀洁老人的学生离开了纽约，或是将要离开。

是的，在异国他乡的养老院孤独终老，那大概是一生英雄的她不能接受的悲哀吧？而且她也深知，一旦换到养老院，一旦来看访的门槛稍微提高一点，很多学生可能就不会来看她了，那么，她能做的事情以及活着的依托，就又少了许多。“我想要多为国内艾滋病的可怜孩子做点事情，你们不知道，中国的穷人，真的很可怜啊！”高耀洁多次这么说，眼神里充满执着，那瞳仁里映着天下。

来看望的学生们私下讨论过，对于来访学生减少的这个担忧是非常现实的。虽然不忍心跟高耀洁老人提起，但是学生们自己知道艾滋病哪怕在学子中间、哪怕比起政治话题，也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绝大多数的纽约留学生并没有想来看她的意愿，看过一次之后会坚持来的更加不到来访者的十分之一，想来看她的人中也有很多会忙碌于课业和求职而有心无力，因而越来越不频繁。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于艾滋病的学生们来看她，很多是出于对她人格的敬仰和对她本人的热爱，但是内心里也知道她在今天能做的事情有多么有限，更深知她那高洁灵魂与今日俗世之间的脱节。

“你说，到底有多少人会去看她现在这么用心执着去写的关于艾滋病的书？”那还是去年秋凉时，一次离开老人的寓所，一个朋友这么发问。这个问题不是抛给任何一个同行者，而仿佛像是抛给了季节。

纽约的冬天即将过去，新的树叶又会逐渐顶破冰雪，来闯一闯这个世界。

世界依然蓬勃滋长着，高耀洁老人费尽苦心的书到底会去到哪里，她的战斗和故事又将去到哪里，有没有去到世人的心里，有没有去到现实的改变里，没有人知道。

但是一定有人为此祈祷着，祝福着，坚信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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