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像蒲公英，你把它拔掉，它很快又长出来

拖延就像蒲公英，你把它拔掉，它很快又长出来了。对于自己的拖延，我们要承认它、理解它、减少它。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总需要点儿什么激励。要战胜拖延，也给自己一点儿激励吧。

有种快乐的代价叫拖延

“拖延就像蒲公英，你把它拔掉，以为不会再长出。但是实际上它的根埋藏得很深，很快又长出来了。”

在微博网站上聚居的媒体人中流传过这样一则段子：“如果你看到某作者、编辑或编剧一大早就开始在微博上乱转悠，自己刷屏，还逮啥转啥，哪有事儿哪儿到，嘴欠得要命，那就说明此人交稿子，交专栏，交本子，交版面的死限又要到了。”跟帖评论的人们纷纷表示这句话戳进了自己的心坎：“没事儿干吗那么精准呀！”

其实，这些情形你大概也不陌生：一份开了头的电子邮件，写给工作伙伴或久违的朋友，却迟迟处于草稿状态；一张待收拾的书桌，杂物几乎淹没了重要的文件；甚至，拖到最后一刻才磨蹭着收拾远行的行李，风风火火一路狂奔去赶即将起飞的航班……

就这样，我们一面高喊着“我拖延我忏悔”，一面继续将自己躲起，像一只脑袋埋进沙堆的鸵鸟，就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写过的一段文字：“我们一直推迟我们知道最终无法逃避的事情，这样的蠢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弱点，它或多或少都盘踞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

——尽管，“拖延”一词真正进入人们视野，要等到16世纪，而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历史也才20余年。

1991年，在一篇题为《拖延与顺从》的论文中，后来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自爆拖延经历——他需要将一箱衣物从居住的印度寄往美国，因为预计需要用一个工作日处理，于是决定晚点儿寄，结果日复一日，足足拖了8个多月。“8个多月里，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将箱子寄出。”但他一直没付诸行动。这篇论文发表后，拖延研究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加入研究阵营。

我们为何拖延？

“拖延”一词最初亮相于爱德华·霍尔出版于1542年的书中。拖延的拉丁原文是“procrastinatus”，取意“将事情推至明天”。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几乎在相近的年代，明清交替的中国，学者钱鹤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工业革命后，“拖延”也渐渐具有了现在的含义，它通常视为“以推迟的方式逃避执行任务或做决定的一种特质或行为倾向，是一种自我阻碍和功能紊乱行为”。这并不难理解：和待发的邮件、待收拾的乱书桌伴随的，还有我们焦急的情绪。一面背负着罪恶感的折磨，一面享受些许莫名的快感——拖延者的情绪复杂纠缠，如盘根错节，正如导致拖延的缘由一样枝蔓丛生。

一个最令人心有戚戚的解释是“失败恐惧论”。格罗尼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教育心理学家Schouwenburg认为，作为一种焦虑反应，“失败恐惧”是预测拖延的重要因素。拖延者往往害怕犯错，担心自己的表现不能达到标准或者满足他人的期望，对评价内容的过度担心和焦虑导致了拖延，推迟或逃避执行有失败危险的任务，以便为自己留下辩白的余地：“不是我不够棒，只不过我拖延了，时间不够多。”

这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里奇·贝里（Rich Berry）的看法不谋而合：“对失败的担心源于这样一种推测——‘你所产出的，反应了你的整体能力’。然后，你通过拖延，保护自己的价值不会受到他人的评判。”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时间感知”。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认为，只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坐标参照中保持平衡的人们，才能充分享受生活：“如果只局限于其中一个坐标，那么生命观就会发生偏差、受到局限。”

时间感知失衡的一个例子便是“轻视未来”，这一容易导致拖延的状态也体现了人类的某些天性：当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目标的时间设定在遥远的将来，比如为自己创建退休金账户、给孩子的大学教育基金，那么就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看上去没有实际上那么重要，以至于许多长期、重要的任务遭遇拖延。

拖延的快乐

但拖延并非全无益处。

事实上，有些情境下的拖延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好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件被推迟的乏味任务被别人完成了。”此外，比如购买过程中的拖延，最终会因为商品过季而打折；如果你连争吵都拖延，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平静下来，更有效率地解决争端而且避免伤害到亲友；甚至，如果偶然的拖延并没有令你受到惩罚，那么，这难免会让你期待奇迹的再一次发生——要知道，我们养成任何一种习惯，都是因为它可以马上为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即使是“拖延”这种看起来反效率的习惯。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詹姆斯·马则（James Mazur）认为，拖延是“与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的特殊形式。他还发现，当需要在两个任务之间作选择，出于及时行乐的本能，研究对象往往宁愿选择不太紧急的那一个——虽然那项任务更繁重，但他们似乎更愿意享受拖延带来的愉悦感。

美国心理学家尼尔·菲奥里总结了他与成千上万拖延者合作的经验，发现他们的拖延有着共同的原因：“拖延可以带给人们暂时的释放压力的快感。”这一说法在很多拖延者身上得到了验证，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教授。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吊诡之处：“拖延”作为推迟执行任务的行为，本是人们对抗焦虑的一种办法，这种焦虑大多来自做出决定或开始、完成一项任务；但在拖延过程中，大多数拖延者都会感受到异样，心中有个声音喋喋不休“你知道你不该这样做”，出于个人的压力、担心引起别人失望的自责以及个人效率的降低——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往往又加剧了拖延和情绪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不过，好在，一定程度内的拖延行为都属正常，但长期的拖延则很可能是心理或者生理失调的一个表现。

拖延的健康成本

尽管常常以“拖延症”的面目出现在诸多人际交往中的谈资里，但在心理学家看来，“拖延现象”具有普遍性，而“症”则带有了临床色彩，应按照相应的诊断标准来划分。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拖延”不过是一种现象，而非“病症”。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拖延，因为它有可能是其他病症的征兆。如果你的拖延现象已经使你陷入这样的状态：懒惰、嗜睡、无从激发做事的欲望，而这种情形又发生在冬天，那就需要注意了，你可能得了季节性情绪紊乱。

不过，拖延与健康的关联并不止于“预兆病症”。很多研究表明，拖延的习惯还会令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

每当接下一项新任务，大多数拖延者都会经历这样一环“情绪怪圈”：这次我想早点开始——我得马上开始——我不开始又怎样——还有时间——我这个人有毛病，由此堕入新的自责，即便接下来再次发誓“我永远不会再拖延！”，过山车般起起落落的心理状况仍难免对生理产生影响。

一个有关“拖延和健康”的经典实验是这样的：心理学家Tice和Baumeister给班里的学生使用了一套拖延量表（以区分那些习惯将事情拖后处理以及不这么做的人），另外，在课上布置了一篇学期末论文。学生们被要求，分别在学期初和学期末报告“他们体验到了多少身体不适的症状”——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此前的量表划分出的拖延者递交论文的时间平均迟于不拖延的学生，得分也普遍偏低，但最让人伤感的是，虽然在学期末，所有学生报告的不适症状都有增加，但拖延者报告的症状明显更多。

形形色色的拖延

与此同时，对自己拖延症的报告也越来越多。据卡尔加里大学商业教授皮尔斯•斯蒂尔说，从1978年到2002年，承认自己受拖延症折磨的人的百分比是原来的4倍。

心理学家将拖延者的活动分成立6个类目：家务、工作、学业、个人呵护、社交和财务。无论拖延的范围多么广泛，但悉心梳理下来，一个人的拖延总是具有选择性的：一个人可能热衷煲电话粥，却不肯收拾书桌，而有的人可能将房间来回清洁，却不肯回复一封邮件。

为了拖延，拖延者会做出千奇百怪的事情：清理冰箱里的食物、睡觉、购物、看小说、写网络日记、去健身房、干瞪眼、下载音乐或电影、带着电脑去咖啡馆……不得不承认，拖延者们在实行拖延时，往往富有“创造性”，或者，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托尔斯泰的经典句式：“不拖延的人都是一样的，拖延的人各有各的拖延风格。”

“完美主义”经常是拖延者习惯持有的借口。但在心理学家看来，“完美主义者”也分为适应型和适应不良型，后者往往对犯错极为在意，而且对自己期望过高，不够现实，比如一位常年不运动的女性希望2周内改善体型，这样原本可以激发动力的高标准，反而因为不可能实现，成了付诸行动努力的阻碍。

目前，针对消极拖延的干预主要包括团体心理治疗模型和个人干预。前者通常被划分成6个90分钟的阶段，令拖延者先识别自己的拖延类型、理解与这些拖延类型相关的个体动机，而后通过减少拖延行为，最终学会控制自己的生活；后者则主要包括：增强对拖延的认识、制定一系列任务并积极监控自己的行为，通过表扬增加成功体验、增强效能感。

此外，心理学家也给出了一些其他建议，包括：识别自己的拖延风格；制定可操作的目标（具体的、可观察的、可以分解成几个小步骤、第一步最好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选定一个目标，进行一周实验；取得一些进步时奖赏自己。

显而易见，这些干预措施具备异曲同工之处，归结起来便是“个体必须有足够的动机、能力以及强的效能感，才能使行为成功”——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到过这样的说法。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总需要点儿什么激励——这一事实自有人类便未曾改变，根深蒂固，一如经济学家、拖延症研究权威乔治·安斯利眼里的“拖延”——“你完全可以称之为本能。”（来源：科学松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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