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通通的爱情是浪费生命

说起黄真真就不得不提到她的代表作《女人那话儿》，电影用纪录片手法让几十位不同身份的女性畅聊她们的性经验和性观念，制作班底也全部是女性，这样的题材与形式在1999年是颇大胆和先锋的。

白色短发、黑皮裤、金属首饰，面前的黄真真也给人时尚前卫的感觉，“长发太女性化了，不是我的风格，我比较喜欢朋克。”虽然，黄真真不喜欢女性化，但她却对女人的情感了如指掌，近两年的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闺蜜》都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即将在12 月4 日上映的新片《消失的爱人》里，她第一次尝试把悬疑的元素融入进爱情，让黎明与王珞丹上演了一场人鬼情未了。她说，这个故事不单讲爱情，更是讲在有限时间里怎么去珍惜。

黄真真的性格爽朗，她的大胆与叛逆是骨子里的。家里有四姐妹，她是老二，小时候她却像老大一样带着姐妹们玩选美游戏。上学时，她是成绩好又总带头调皮捣蛋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高中时，她是戏剧会的主席，学校的各种节目她都要操刀。从小到大，她似乎都在扮演着“导演”的角色。

黄真真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但身材娇小却成为她做演员的劣势。“通常会演表妹、佣人这样的小角色，所以我就不做。”而TVB 曾聘用她做儿童节目主持人，她觉得“好不有型哦”，之后做了一阵子DJ，因为只能用声音，她“又觉得好闷”。再后来，她赴纽约学习电影导演，才算找到了心头爱。

在纽约的日子见证了黄真真对电影的执着。她做工攒钱但投资失败，毕业后，手里只剩一张可以透支6 万美金的信用卡和一台摄像机。她曾为把自己的剧本送到奥斯卡影帝罗伯特·德尼罗的手里，在他公司门口苦守9 个月，直到保安告诉她德罗尼有专属的秘密通道，她才罢休。为了不破产，她白天在跳骚市场摆摊卖保险，晚上去酒吧做调酒师，一边拍电影，最终完成了处女作《留下买路情》，拿下一个新人奖。回首那段时光，黄真真也觉得自己很厉害，“我觉得自己好坚强，那个坚强有点傻傻的，那时不敢想太多，每天起来就想明天的事，不想今天多么苦，昨天那么失败。”说到这，她说她想告诉年轻人：“当你遇到困难，不要老想着现在的困难，就看前面看未来，就不会觉得那么苦。”

那时，黄真真眼里的未来就是当导演。黄真真的第二部戏就是《女人那话儿》，此片好像丢在香港电影圈的一颗炸弹，被认为“惊世骇俗”。此后，她的电影都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女性情感的细腻感知。“我是女性，很自然地会从自己的经历、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情感是我最强的东西，我情感很丰富。”在爱情里，黄真真有着与工作中截然不同的小女孩的一面，她的爱情观是要享受当下。她是个很主动的人，会用各种方法为爱情保鲜，比如，拍戏中间突然想到男友，她会发个短信告诉他“我想你了”。黄真真的电影都反映了她的爱情观，“我电影里的男女都是在热恋的，没有一对情侣是好闷

的，一般般的情侣好浪费时间哦。”

从《六楼后座》、《分手说爱你》等关注香港本土年轻人情感生活状态，到《被偷走的那五年》、《闺蜜》讲婚姻、姐妹情，黄真真的视角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个人的成长而变化。在新片《消失的爱人》里，她首次加入了悬疑因素，讲了一个人鬼情的故事：主人公因一次雪崩意外痛失爱妻，用强烈的思念召唤回消失爱人的灵魂。灵感也来自黄真真的生活——“父亲与继母很恩爱，父亲过世后，继母非常想念他，会装得好像他依旧在，吃早餐要放两份，说：‘老公，吃早餐啦。’我觉得这是个浪漫而凄美的情节，充满爱。”

黄真真希望每一部电影都能尝试不同的风格，这一次是悬疑，下次说不定会拍动作片或科幻片。问她更多，她会说，“我只跟着我的感觉走。”

Q：你说《消失的爱人》是你最骄傲的作品，为什么？

A：这个剧本不单讲爱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爱人灵魂回来，不是永远在的，你在有限时间里怎么去珍惜，怎么去交流，最后爱人走时你没有后悔，所以就比人跟人之间的爱情更复杂了。还有一点是不可以让爱人知道她自己是灵魂，一旦知道灵魂就会走。所以戏里面有好多元素是很紧张的，不单单是人鬼情未了。骄傲是因为我加了很多新的元素，我自己是满意的。

Q：为什么会选黎明来演男主角，他很长时间都不怎么拍戏了。

A：其实好简单，男主的爱非常单纯，就让我想起了非常喜欢的一部爱情片《甜蜜蜜》，黎明的角色好单纯，那么多年他对爱都很执着，我就觉得他的气质非常适合。没想到当天让他看剧本，第二天他的经纪人就打电话给我，他也觉得从《甜蜜蜜》到现在，他还没有见过这么感人的剧本。

他演得非常好，其实他不是在演，就是活在当中，把人生经历摆进去，活出来就很感动了。黎明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他经历了那么多，所以他演这个戏，确实跟以前好不一样。有一场戏他真的哭了，是之前他没有想到的。

Q：这次女主为什么选择王珞丹呢？

A：我看过她的电视剧，觉得她蛮爽气的，不太传统，感觉她很愿意尝试不同角色，是个很喜欢挑战女生，不是乖乖的女生，我对乖乖的女生是没兴趣的，你看我以前用的演员，白百何、薛凯琪，没有一个是乖乖的。她也非常喜欢剧本，但她担心她没有当过母亲，我就跟她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是母亲，也非常年轻，跟儿子一起吃饭，会跟儿子说你拿了我的鸡腿。我就跟丹丹说，当一个母亲，就当自己就好了。

Q：在雪山拍雪崩的外景，对你来说是个挑战吗？

A：不单单对我，对所有人都是挑战，我们上到海拔5000 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有高原反应，我们之前一个星期已经在吃药了，感觉还是太高了，我们还要搬机器，要演好感情戏，还要做动作，而且很冷，蛮辛苦。但我觉得，在上面那么辛苦的状态反而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感觉，看到旁边就是天就是云，突然觉得世界好伟大，那个感情是好大的，所以大家都是一条心地把它完成，我们拍了大概十天吧，没有一个人说：好辛苦，要下去，没有。

Q：你之前的作品如《女人那话儿》、《六楼后座》都比较前卫和犀利，最近几部都是小妞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A：我其实也觉得不是刻意怎么样，可能就是缘分吧，就是几个剧本出来我很喜欢，就拍了，你说我以后会不会拍《女人那话儿》那种，我觉得也会，就是时机嘛，不是自己计划的，比如说下一年，有人找我去拍《女人那话儿》，觉得很好玩，我都可以啊，我不是一个把自己计划得很好的人，我跟着感觉走。

Q：这是不是也跟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呢？你对爱情的看法改变了？

A：我觉得不会啊，我还是蛮叛逆的，都没怎么改变。

Q：你最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A：永远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如果我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不是好开心，是普普通通的，我觉得很浪费生命。那么多男人，为什么不找一个新的？哈哈！在我的电影里面，爱情都是很甜蜜的。

Q：你来内地的第一部合拍片《倾城之泪》票房不太理想，到了《被偷走的那五年》和《闺蜜》票房很好，在这个过程中你做了哪些努力吗？

A：《倾城之泪》是第一部，当时我觉得没有太了解内地，后来我就搬到内地，我大概有一半时间在上海、广州、北京，也认识很多内地朋友，可能后来这慢慢融入我的血液里面，反映到我的作品里，就比较接地气吧。因为拍戏不是那么理性的东西，不能说我太港产了，现在进入内地了，内地味道就要重一点。拍戏不是这样的，你慢慢融进去。你不可以好理性地跟自己讲，这次我要拍给内地观众看，这次我要做五个亿，这次我要做喜剧，那我们开拍吧。可以吗？肯定不可能。电影是艺术，不是可以算出来的，如果都可以算出来，所有电影票房都很好了。

Q：你拍电影第一考虑的是什么？

A：我喜欢。我有感觉。

Q：最近三部电影的演员都有来自内地、港台的，有面向三地市场的考虑吗？

A：内地演员一定要，因为是国产片嘛，台湾和香港就没有考虑，但因为演员不够，肯定港台的演员都要。

Q：现在你有很多时间在内地，生活跟以前有哪些不一样？

A：感觉我的世界大了，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不是今天在北京明天在台湾，后天在上海，飞来飞去的，更觉得不需要分内地和港台，感觉是同一个世界。是不是要拍港产片，是不是帮台湾的公司拍片，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分了。

Q：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持创造力？

A：我喜欢看书，看电影。我觉得要忠于你自己，不需要因为外面改变而把自己改变。如果你因为别人要你去做，或者你要讨好别人而去做，是做不好的。尤其是做艺术的人，你应该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忠于自己，不要因为市场而改变。

Q：现在爱情片很多，女导演也越来越多，你觉得你的作品最独特的是什么？

A：不需要说跟其他爱情片不一样，黄真真的电影就是黄真真的电影，我觉得其他的爱情片好多，是不一样的爱情吧，我觉得 《消失的爱人》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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