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那些消失的年轻人

2014.01.10-15:22:12 - 分类:悦读  Hot

那天,遇一条微博,标题是《传媒史上的今天》,“《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1日,是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述评性栏目,也是当时央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考察,并与央视负责人及《焦点访谈》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且破例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文字下方配了图:朱镕基伏案挥毫,一群年轻人围着,身体们有点紧,目光追着总理那支笔。

转发很少,与其信息份量不太相称。我浏览了下评论,有人叹:那会儿的白岩松多年轻,竟有点儿青涩。

是啊,多年轻!我心底也涌出这仨字。

如今,老白已成熟得金黄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有成熟的价值观,更可贵的,他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和体制寻找接口、组织有效对话上,他尽力了。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已脱了‘衣’,基本裸了。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等我们走出很远,回过头,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一部分掌声给他。”

白岩松,也是白岩松们。 

王开岭:那些消失的年轻人

那天,遇一条微博,李伦转了徐泓老师的《陈虻,我们听你讲》摘录:“我很感谢我的职业,因为传媒的作用使我们个人的努力被放大了,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认为当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当人,当想到你的工作成果有上亿人在观看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不当人。”

接着,他追忆了陈虻一段话:“当制片人时,我觉得我们离生活很近……可是前两天我回家,看着车窗外,觉得生活非常陌生,因为我们不断地研究和解决自己很小天地里的问题,因为忙碌而感到空虚。原本我们有自己的愿望,但当我们做得太多的时候,那种愿望已经成为能够正常地播出、尽量地少改,这似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理由。”

“因为忙碌而感到空虚”,精神上有空位,内心有井要填,说明体察者的敏锐、警觉,这是醒者的危机。而真正的糟糕是:因为忙碌而感到充实。

有时,体力上的疲惫,那种满满当当、被完全占有的感觉,那种跑步机上的流汗,确能自我欣慰。这是体力劳动的骗术,汗流浃背后,身体结满简陋的果实,饱和而无意义,懒惰的丰收。很多时候,光阴和成绩即这般被肯定的。

手机里有条短信,至今未舍得删,来自李伦,四个字:“陈虻走了。”时间是2008年12月24日凌晨。在纪念陈虻的一篇短文里,我说,“凡理想主义者,都是青年。在我眼里,陈虻永远是个青年,这是一个青年的死,他被青春永远收藏了。”“我珍惜、敬重乃至热爱这个人,并非因其优异,更因他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他的起落,他的飘逸和负重,他的弧度和笔直,他的积极和保守,都代表了一群人的命和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

陈虻,也是陈虻们。 

那天,遇一条微博,谈的是新闻技术,用了很多欧美标准和自己的标准,观点纯粹,完美而闭合。读罢,我感慨了几句:“新闻的专业主义,意味着理性的健全、工具的精准、技术的完善,但若无信仰和理想的支持,同样可沦为一个华丽的掩体,沦为玩具主义的愉悦和自我修饰的虚荣。最重要的,你用专业干什么?想干什么?干了什么?”

如果你处在一个沸腾的时代,那你必须听到并听从它的召唤。

电视新闻人或缺的,往往即技术之外的东西,跟着电视学电视,把电视当全部业务,很少研究当代,很少精神对话,当经验和技术结业后,由于没有思想资源和认知储备作支持,没有理想主义打算作驱动,往往即走不动了,发育终止。智能可以完善,技术可以修补,但人与人的差异在于源头,在于愿望,在于直觉,在于业余精神,在于让生命欲罢不能的那个东西。

做传媒,三十岁前靠技术,三十岁后靠信仰。对年轻人来说,要把初衷变成业务,于中年人而言,要把业务做回信仰。 

有次,参加某媒体评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常识,新闻是有用的!要清楚每个选题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要清楚它的敌人是谁,它要改变什么。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的意思是,媒体的使命即作用于社会,你的选题不只对“新闻”负责,更要对新闻价值负责,要把一个新闻变成有价值的新闻,要把一个有公共价值的新闻变成有独立价值的新闻,要把一个时效新闻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新闻……你要基于对时代的认知和义务来判断并完成一个选题,你要在时代的地形图上标出自己的位置,而非漫山遍野、游兵散勇式地打游击、放冷枪。

每个栏目,每期杂志,都要有自己的“注意力”,不要只顾凑热闹、赶场子。同时,媒体间应有缔结共识的默契和愿望,形成规模效应和追击力,进而实现“公共视线”和“时代注意力”,最重要的,要追求效果,追求社会细节的实质性改变。

有家曾喜爱的媒体,现在不怎么看了,原因即它的选题出了问题,你把它一年到头的选题当年历挂墙上,发现挂不住,没有头绪,没有企图,没有目录感和规划性,全是即兴和盲动。或许,它在每期产品中都投入了思考和方向,但整体上,在对时代的刻画上,没有自己的注意力,如此一来,即缺了意义和意图,气象与格局都显小,

选题本身即属于价值观,即注意力!你在主张什么?引导大家留意什么?这是个注意力高度雷同和相互抄袭的时代,被忽略的东西很多,缺失项很多,对“重要”的理解、发现、阐释和宣扬,往往是一档栏目、一张版面的足底。 

那天,遇一条微博,刘楠的,她为一位抑郁症患者的遭遇鸣不平,不仅声援,更以直接的行动介入救助,这样做,和她的节目无关,和身份也无关。

但和信仰有关,和新闻理想有关,和生命气质有关。所以,当她谢我帮助转发时,我回复说:“我要向你表示敬意,若一个媒体人一生只完成职业角色和份内的事,那是有遗憾的。在你身上,我看到了良知在生活中的位置。也许你无法改变胜负,但你可改变绝望。若一个人对全世界都绝望,那所有人都是有罪的。”

当年和李伦做《社会记录》时,刘楠是年龄最小的编导之一,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勤奋、安静和聆听,虽然年轻,但她身上有一种严肃而执着的东西,在我眼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端庄,这样的人,适合做记者或律师,因为她对生命不撒谎。后来,她去了新创的《新闻1+1》,看她做的节目多了,我对身边人感叹,刘楠进步真大。这种进步,除了专业,更来自认知,她在寻找和发现社会,她对时代有了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点,她对人群有了义务感,她在尝试发挥作用。

几个月前,当她把一份电子版的书稿发给我时,我吃了一惊,这么周细的观察和积累,这么大的笔记工程,竟是一位准妈妈在孕期完成的。最感动我的,是她对“南院”的情怀,那样的刻骨铭心堪称“爱情”,不仅深沉,而且忠诚,让人动容。

读稿之余,我也重新打量起这座“南院”来。

它让人怀念的气质是什么?它的精神徽章是什么?

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大概是理想主义罢。

很巧,前不久,有报纸邀我谈谈八十年代,我所用最多的即这个词:理想主义。

“八十年代的典型特征,即人群中汹涌的理想主义。时代的脸上有一股憧憬的表情,每个人都相信未来,每个人都自感和国家前途有关,每个人都站在船头上,每个人都愿把自己交付给某种东西,每个人都正值青春……那些曾经的年轻人,那些清晨里的人,哪儿去了呢?看今日之人,生下即老了,他们被喂了什么样的乳汁?”“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忧郁的,但要哀而不伤,可以愤怒,但不能绝望。理想主义不是埋头沉溺,它富于行动,要做事,要追求改变。它要赶路,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社会理想主义,确是八十年代最显赫的精神特征。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回答为何不出国时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打动我的。一个人,若只有生活理想而无社会理想,是难称理想主义者的。相信这个国家与己有关,相信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构件,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王尔德说:“我们的梦想必须足够宏大,这样,在追寻的过程中,它才不会消失。”

没有宏观,做不好微观的事。

回头想,新闻评论部以《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为标志的黄金时代,虽晚于八十年代,但也正是社会理想主义向职业领域和实际岗位的某种转化与能量释放。它不仅形式突破、技术创新,更重要的,它披覆使命、自我器重,听从一种“到船头上去”的召唤……它相信新闻是有用的,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对社会保守力量,它有一种天然敌意,有一种挖掘机和铲车的进攻性。当然,它有发动机和马力的支持。

那个时候,就评论部栏目而言,宏观和微观做得都很好,配置也合理。《东方时空》一本电视杂志,即同时做到了宏观和微观(“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不仅技术上相互滋养,意义上也打通了,连成一片,彼此注脚。 

刘楠嘱我作序,委实勉强。论涉深,她或我都不具描述“南院”的优势。但她还是做了,做了她目力所及、精神可抵的事。她是凭着热爱来做的,在她对团队和往事的描述中,你能觉出一份痴情、一份报效的忠诚,那爱如此滚烫、笔直,乃至我觉出了自己的温差,略生愧意。

刘楠笔下,作为评论部大本营的“南院”,不仅是个地点,不仅是南边的一个院子,更是一个精神名词,是一个包含了理想、专业、信仰、阵营、偶像、变迁、荣辱……等众元素的集合。读那些文字,读那些熟悉或生疏的人和事,想起爱伦堡一部书名:人,岁月,生活……

是啊,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它帮我回忆,也陪我告别,在“南院”即将搬迁之际。

这座曾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无数人满载而去的院子,这座曾接纳过无数青春、激情、失意与骄傲的院子,即将被新的物质和情感替代。 

这是一部梳理个人成长的书,也是一部向前辈致敬的书。是纪念,也是追随。让我们感谢这位年轻人,感谢她的情怀和记性,她让我们有机会温习并端详自己,并把尊严颁发给了众人,颁发给一个地点。

让我们悄悄把尊严佩戴好。 

突然想起几句歌词:“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南院”搬家的那天,空了的那天,也应有一场雪,纷纷扬扬,像往事。 

2012年10月28日(来源/王开岭的新浪博客,本文为央视《新闻1+1》记者刘楠著《新闻撞武侠---央视评论部20年创作秘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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