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副刊编辑的黑夜

我是一个报纸副刊编辑,一周五个晚上在一幢大楼里上班,每个晚上都看见窗外的灯火逐渐熄灭,眼前的城市慢慢陷入一片沉寂和黑暗。从前如此,换了报社之后,现在还是在一幢大楼里上班,唯一的不同,就是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而已。

每个晚上,我上夜班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起意大利作家迪诺?布扎蒂的那部长篇小说《鞑靼人沙漠》,小说讲的是一位叫乔瓦尼?德罗戈的中尉奉命驻守巴斯蒂亚尼城堡,这个城堡处于广袤无边的沙漠之中。年轻的中尉每天都在热切地等待与鞑靼人来一场激烈的交战,期望他们从某个方向的沙漠边缘策马而来,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鞑靼人始终不见影子。又是多年过去,乔瓦尼?德罗戈中尉日益衰老,意志逐渐消磨,这时候,鞑靼人发起了进攻。

我之所以经常想起这部小说,因为它是一个隐喻:个体在世界乃至宇宙中的孤立无援的处境。乔万尼?德罗戈中尉是我们所有人的象征,他代表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世界上的存在,而那片沙漠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巴斯蒂亚尼城堡就是个人所在的具体处境。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场等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最终等来的是什么。

一个副刊编辑的黑夜

在处境上,乔瓦尼?德罗戈中尉、作家迪诺?布扎蒂和我,都有着巨大的相似,迪诺?布扎蒂也是一个记者,也是在大楼里煎熬一个个无休无止的报社夜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就失去了许多机会去游历别的空间,也缺少对其他空间的认知。然而,迪诺?布扎蒂在他的城堡里,在他的纸张上,运用自己的想象和笔挖出了另一个空间,乃至地狱。他发现,在这种永无尽头的等待里,人间就是地狱,传说中的地狱只是人们对人间的一种描绘。

至于我,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份工作,而非为了报纸。在编稿做版,约稿回信,去邮局投递样报等等各种繁琐的事务中,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八年。我曾经问自己:你喜欢这个工作吗?但是没答案。我已经最大限度地放低了物质要求,坚持这个工作,只是上班时间比较集中,业余多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读书、写诗。

跟其他所有行业都有麻烦一样,做副刊编辑也难以避免各种麻烦,其中之一:应酬。作者请我吃饭,我去了,不回请,人家就背后说:这种编辑嘛,就是靠吃作者的饭,蹭吃蹭喝。作者请我吃饭,我不去,作者还是在背后说:这种编辑架子太大,喊了无数次,也不来,生怕高攀了他。好吧,爱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吧。无休无止的饭局应酬,实在让人厌倦。在无数次对自己的发问当中,又有了一次问我自己: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终身所追求的是什么?这次,我立即给出了答案。集中所有时间来做一件事情,这是我必须遵守的理念。

距离。与任何作者保持距离。在旁人看来,或许我对自己看得过重,而多少表现出一种傲慢,但是只有我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复杂,随便做点什么事儿,都会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所以有所谓流派、有所谓门生、有所谓站队、有所谓靠山这些奇形怪状。几千年来的“文人相轻”的传统,恶疾一般牢牢扎根所有写作者的头脑里,至今如影随形。稍微不慎,言语失误便卷进这种、那种恶心的圈子和是非之中。

不偏不倚,尽量做到公平,不因人废文,也不因文而捧臭脚。每个作者都有机会,无论作者有名无名,稿子适合版面就刊登。做报纸副刊,要面对为数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如果编辑拘囿于小圈子的话,那么副刊越做越狭隘,内容单调重复,没人爱读只有几个作者的副刊,读者会越来越少,副刊能够维持的日子也不会长久。

跟所有作者保持一种距离,不把时间花费在应酬和评头论足上面,既避免了编辑在工作中带有情绪化和倾向性,也为他自己节省大量的时间,以便专心自己的私事。偶尔,我很感谢一些从未谋面的作者,他们默默投稿,我用或者不用,他在那里,继续默默投稿,不催不问。

有些作者能成为朋友,而并非全部作者都能成为朋友。如果我把所有作者都当朋友,那么,我即便不是过于愚蠢,至少也是一厢情愿了。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只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文章就是商品。如果谁只想做一个编辑,又没有自己的追求,跟每一个作者都保持来往,那自然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在业余时间并不希望别人拿工作上的事情来打搅。

由于目前中国的新闻出版制度、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部分涉及某些敏感内容的文章并不能刊登。期刊图书因为受众面并不是太大,所以显得宽松。报纸因为受众面广,反而受到更为严苛的监控。有时候,我非常愤怒,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种动物,一篇文章就要撤换。然而时间一长,我就不再愤怒了,因为愤怒不能改变任何事实。或许,我已经麻木。在这个国度,一个报纸编辑成熟的标志就是冷静、理智、服从。在漫漫黑夜里,一个愤怒的编辑走在昏暗的楼梯间或走道里,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事。

我倾心于西方报纸的水准之高,尤其在文化方面,但是也仅仅是倾心。当我读到一篇文章说,马尔克斯、略萨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发表的时候,就没法想象人家报纸的版面到底多大、尺度有多宽。罢了罢了,只有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做多大做多大,能做多热闹就做多热闹。人力所限,唯此而已。

随着了解一些报纸副刊和从业经验的增长,慢慢地,我也形成了一些有意无意的规矩,除了跟其他报纸副刊有些相同的特性,还有一些独有的规矩:不谈偶像崇拜,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不在报纸上打笔仗,文人的战争不仅在文字上,还会停留在嘴上和心里;宁可风花雪月,也不歌功颂德;唯文章质量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关系烂稿;尽量多多发现新的作者,文章大体不错,即便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去修改,这样能够丰富作者群体,也可以丰富副刊版面内容。

多数作者是有文学追求的,或者说想今后依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有少数作者纯粹出于偶然才写作,一些事情积压在他们心里,老放不下,因而产生了一种表达的欲望。这样的作者,此前很少写过文章,写完一篇文章,像是还愿,此后再也不会拿起笔写其他文章。

两年前的一天下午,一位个头不高、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显得很拘谨,站在离我的办公桌一米的地方,对我说:我有一篇文章,想请你看看,如果能刊登,那最好了。我看了看他,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朴素的灰色,忘记他脚上穿的什么鞋子。他的头发很短,贴在脑袋上,像一颗干杨梅。脸很瘦,白里发黄。他拿出了一封揉得皱巴巴的黄信封,又从中抽出一沓折起的文稿纸递给我。还好,才几页。我浏览了一遍,文章说的是知青在云南的故事,大概一千一二百字,文笔、语句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喜欢用的,短语、成语、华丽辞藻满页都是,不过故事还好,有些句子描绘很生动。

等我看完稿子,老先生慢慢地说:他是个中医,二十岁左右就从广东来云南下乡,一位女同学和他同行,临行前,女同学的妈妈拜托他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不料,没过几年,这位女同学就死在云南。他自愧有负所托,就一直不敢回乡,于是留在云南工作和生活,至今孤身一人。四十年来,他没法忘掉这件事,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发表,借此告慰那位女同学,也纪念他们在热带丛林里度过的青春。我告诉他,文章能刊登,我们没有打字员,请您自己找人帮您打字,然后拷贝给我。

过了两天,老先生过来一趟,把文章拷贝给我。我笑了笑,问他:您是喜欢这位女同学的吧?他变得有点紧张,脸色依然平静、隐忍,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第二天,文章见报。第三天,他又过来一趟,进门两尺左右,站住,然后说:非常感谢你,张老师,帮我完成了一个心愿。说完,他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我非常吃惊,几乎同时站起来。他却直起身子,倒退几步,转身出去,再也没有出现。我不知道,他到底收到了那份微薄的稿费没有。或许,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已经是遂了心愿,多少能够减轻一些心理负担吧。

不知为什么,我老记得这件事,想起来的时候,居然还清晰地记得他进来,站住,深鞠一躬,再转身出去。那些动作连贯、轻快,又有些落寞和哀伤。我又坐下来,继续对着蓝色荧光闪烁的电脑。一个人因为愧疚而逃避了四十年,接下来的日子他要继续逃避。我不能感受他的处境,但是他身上也有一种孤独的等待,等待某种事物的终结。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晚。(文/张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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