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醒着的时间里，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 哈佛女校长演讲

在醒着的时间里，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
　　——哈佛校长Drew Gilpin Faust给2008年本科毕业生的演讲

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会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
这所备受尊崇的学校历来好学求知，所以你们期待我的演讲能传授永恒的智慧。我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这身打扮也许会把很多我的前任吓坏，还可能会让其中一些人重新投身于消灭女巫的事业中去，让英克利斯和考特恩父子（1）出现在如今的“泡沫派对”上（2）。但现在，我在台上，你们在底下，这是一个属于真理（3）、追求真理的时刻。
你们已经求学四年，而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一个班的大四学生。所以，智慧从何谈起呢？也许你们才是应该传授智慧的人。或许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用哈佛法学院教授们随机点名提问的方式，让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回答你们的问题（4）。

   让我们把这个毕业典礼想象成一个问答式环节，你们是提问者。“福斯特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哈佛苦读四年是为了什么？福斯特校长，从你四十年前大学毕业到现在，你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声承认这个时间，因为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然包括我获得布尔茅尔学位的年份——现在好像都能公开查到。但请注意，当时我在班里还算岁数小的。）
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一直在提出问题让我回答，只不过你们把提问范围限定得比较小。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还有你们提问的动机，这是我更感兴趣的。
其实，从我与校委会见面时起，就一直被问到这些问题，当时是2007年冬天，我的任命才宣布不久。此后日渐频繁，我在柯克兰楼吃午饭，我在莱弗里特楼吃晚饭，在我专门会见学生的工作时段，甚至我在国外遇见毕业生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件事不是问课程，不是教师辅导，不是教师的联系方式，也不是学生学习生活的空间。实际上，甚至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反复问我的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毕业生中，有那么多人进入金融、咨询行业和投资银行？”
要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方式。比如威利-萨顿式的。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那儿有钱。”你们中很多人都在经济学课上见过克劳迪娅-戈尔丁和拉里-卡茨两位教授，根据他们从70年代以来对学生择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他们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融行业有极高的金钱回报，还是有很多学生选择了其它工作。
确实如此，你们中有37个人已经和“为美国而教”签约（5）；有一个会去跳探戈，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疗法；还有一个将投身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研究诗歌；另一个要去美国空军受训当飞行员；还有一个要与乳癌作斗争。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读法律、医学、或其他研究生。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与戈尔丁和卡茨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克里姆森报》（6）对去年的毕业班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上述选择。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达到了39%。
高额的薪水、几乎难以拒绝的招聘方、能与朋友一起在纽约工作、享受生活，以及有趣的工作——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这些选择。你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决定过这样子的生活，至少在一两年之内是这样。另一些人则认为先要利己才能利人。但是，你们还是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更关心的是你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如果戈尔丁和卡茨教授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金融行业的确就是“理性的选择”，那么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会让你们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不尽合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被迫或必须，而非自愿呢？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你们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的其实是生活的意义，只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伪装的——提问角度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观察、可度量的现象，而不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令人尴尬的形而上学范畴。“生活的意义”——是个大大的问题——又是老生常谈——把它看成蒙提派森（7）的某部电影的讽刺标题或者某一集《辛普森一家》（8）的主题就容易回答，但是当作蕴含严肃意义的话题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但是，暂时抛开我们哈佛人自以为是的圆滑、沉着和无懈可击，试着探寻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们不想自己的生活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要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如何协调这两个目标。你们不知道在一家有着金字招牌的公司里干着一份起薪丰厚的工作，加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财富，是否能满足你们的内心。
你们为什么担心？这多少是我们学校的错。从一进校门，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领袖，你们是最优秀、最聪明的是我们的依靠，你们会改变整个世界。我们对你们寄予厚望，反而成了你们的负担。其实，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你们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表现出服务精神；你们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透露出你们对这个星球未来的关注；你们积极参与今年的总统竞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现在，你们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以上这些成绩与择业结合起来。是否一定要在有利益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必须选择，你们会选哪个？有没有可能两者兼得呢？
你们问我和问自己的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关于价值、关于试图调和有潜在冲突的东西、关于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你们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刻，需要做出抉择。只能选一个选项——工作、职业、读研——都意味着要放弃其他选项。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有得有失——一扇门打开了，另一扇却关上了。你们问我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关于舍弃的人生道路。
金融业、华尔街和“招聘”已经变成了这个两难困境的标志，代表着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要远比选择一条职业道路宽广和深刻。某种意义上，这些是你们所有人早晚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从医学院毕业并选择专业方向——是选全科家庭医生还是选皮肤科医生；当你获得法学学位之后，要选择是去一家公司工作，还是做公共辩护律师；当你在“为美国而教”进修两年以后，要决定是否继续从事教育。你们担心，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清楚，你们所受的教育是让你们不仅为自己，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更要为你们身边的世界创造价值。而现在，你们必须想出一个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还有另一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那就是，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趋之若鹜地选修“积极心理学”——心理学1504——和“幸福的科学”，想找到秘诀。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出一个鼓舞人心的答案：长大。调查表明，年长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幸福感比年轻人更强。不过，你们可能不愿意等待。
我听过你们谈论面临的种种选择，所以我知道你们对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感到烦恼——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定义成功，才能使之产生并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只是金钱和名望。你们担心经济回报最多的选择，可能不是最有意义或最令人满意的。但你们想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生存，不论是作为艺术家、演员、公务员还是高中老师？你们要怎样找到一条通向新闻业的道路？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和论文，你们会找到英语教授的工作吗？
答案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论是绘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不去尝试做你喜欢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人生之路很长，总有时间去实施备选方案，但不要一开始就退而求其次。
我将其称为择业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一直在与同学们分享。不要因为觉得肯定没有停车位了，就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直接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车位已满，再绕回来。
你们可能喜欢投行、金融或咨询，它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也许你们和我在柯克兰楼吃午饭时遇到的那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知名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要是你在醒着的时间里超过一半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们问问题，既是在问我，更是在问你们自己。你们在选择道路，同时又质疑自己的选择。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确定自己所选的路对不对。这是最好的消息。这也是，我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错。关注你的生活，对其进行反思，思考怎样才能好好地生活，想想怎样对社会有用：这些也许就是人文教育传授给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人文教育要求你们自觉地生活，赋予你寻找和定义所做之事的内在意义的能力。它使你学会自我分析和评判，让你从容把握自己的生活，并掌控其发展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才是名副其实的liberare ——自由（9）。它们赋予你开展行动、发现事物意义和作出选择的能力。通向有意义、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是让自己为之努力奋斗。不要停歇。随时准备着改变方向。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会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要经常回来，告诉我们过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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