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哪个家庭都一样

在家庭的这种日常生活变化里，即使不断有东西被毁坏，但也有什么东西在毁坏中恢复、再生。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生于1935年，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3年，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大江健三郎曾表示，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2002年春节期间写的。当时大江健三郎先生说：“再有10年，他能拿奖！”2012年10月，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长子为祝贺他母亲生日写在贺卡上的一段话。当时他还写自己二十六岁，所以算来已是两年前的事了。这期间，我们家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之一就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岳母由于大腿骨与骨盘相连接的细小部分骨折，住进医院。虽然她的智力有点衰退，但腰板腿脚硬朗，一到傍晚，就在大门与屋门之间快步来回走动。但终于在这一天，她说自己腿痛。

于是主要是妻子开始忙里忙外，我留在家里，通过妻子打来的电话，也可以了解我们医疗发展的部分现状——觉得医学上无能为力的地方，以及明显的医术进步等情况。经过X片拍照，发现岳母骨折，必须住院。医院的老人病房恰好有空床位，我们也放下心来，但说是两边的床上都是男性患者。

岳母多少有点特殊的洁癖，十年前还拒绝在任何医生面前露出自己的肌肤。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检查更是不感兴趣，五六年前发现肺结核已经相当严重，才住院治疗。我在别的文章里写过，办理手续的时候，那位女生活指导员狠狠教训了我一顿：这种状态的老人放任不管，想一想她的结核病菌到处传播，那简直就是对社会的犯罪行为。

让岳母睡在两个陌生的男人——尽管都是老人——之间，如果她真的面对这个情况，恐怕非常糟糕。因为她目前只能在床上大小便。

于是我和在体育俱乐部相识多年的一位大学老师商量，最后他在附近的一所大学附属医院——最近长子也开始在这家医院治疗——找到合适的病房。然后经过主治医生精心准确有效的诊断治疗——岳母自己说是“天才性的骨折”——以及护士长、护士们的耐心照顾和鼓励，岳母很快就痊愈出院。

然而，岳母住院一个多月以后回到家里，她的智力似乎比骨折之前更加衰退。我和妻子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身体恢复了健康。

今年妻子生日的时候，家里人按照惯例都写贺卡表示祝贺。我当时为了评选文学奖事宜，正在阅读森亮翻译的十七世纪英国诗人赫立克的作品，从中感受到喜悦欢愉的心情。便抄下他的四行诗送给妻子：

幸运悄悄地来到我们的屋顶——
如同无声无息的积雪和夜露。
这幸运并非突然降临，正如阳光照在树上的时候，
光线的感觉在树枝上慢慢扩展。

我们家，别人的家，大体都是如此——经验告诉我，似乎每个家庭都这么想，也许更加明显一点。我本来想这么写：“尽管生活千辛万苦，如果把家庭成员比做一棵树上的树枝，太阳光会不知不觉地照射到每个人的身上。而根干也许会强烈反应，这是妻子不屈不挠的性格的表现……”但是由于多年来都是赠送贺卡的习惯，就引用赫立克的上述四句诗表示祝贺。

但是，看了残疾的长子写在贺卡上的这一段话，我和妻子都大吃一惊。

妈妈，祝您生日快乐。今年五十六岁的人好像在逐渐增加。请多保重身体，不要感冒。我不会写很大。我的文章不太好。

每天，我喜欢傍晚。因为端来晚饭。哪个家庭都一样。说是傍晚，其实就是五点。

每周星期三，就去牙科医生那里，我会注意的。我不太害怕。

从性格上说，光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他对我表现出明显的生气，一般都是因为我对他开玩笑有点过火。从幼年时期就是如此。他为了使说话或文章具有幽默感，虽然其中也有无意识的风趣，但往往刻意追求。

因为写贺卡是在年初，他想今年肯定还有许多人和母亲一样过五十六岁生日。的确是这样。但是每天也都有人进入五十七岁，他装做没有意识到的样子。这显然是光想制造的幽默。今年五十六岁的人好像在逐渐增加。

每周星期三坐电车去牙科医院看牙，这是光的现实生活。他小时候就牙齿不整齐，刷牙不干净，经常出现问题。也曾经全身麻醉后同时拔去几颗牙。那次我也非常紧张，不亚于他出生以后不久做头盖骨手术的情景，一直坐在候诊室里等待。

进入青春期以后，光开始患癫痫病。由于连续服用抗癫痫剂，副作用日益明显，牙龈红肿，出现草莓状的红包。因此不敢用牙刷刷牙，他的大部分牙齿开始松晃，口臭也越发厉害。

但是，自从妻子带着光去位于梅之丘的牙科医师会牙科中心就诊以后，在牙科卫生员极其细心周到的指导下，他的牙龈状况明显好转。对于家有残疾儿的母亲来说，牙科中心无异于救助恩人。我在一旁看着光每天晚上使用各种形状和不同功能的牙刷刷牙时，不由得感受到母子俩付出的努力……

牙龈状况好转以后，下一步就是由专职医生拔牙和安假牙。光的牙齿治疗已经进入这个阶段——其实今天下午我就要陪他去医院，医生预先告诉我说这次治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于是我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想赶在去医院之前把草稿写出来——光本人好像也很担心。但是他大概为了让母亲放心，故意写道“我不太害怕”。

光写的那段话的中间部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最近岳母经常从作为她卧室的客厅走到大门口，再回到屋门，在大门口和屋门之间来往走动，那样子像是在等待已经约好的旧时朋友的来访。只要看见信箱里有报纸，甚至哪怕是一张小广告，都要拿到起居室里交给我。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论我是在写作还是看书，都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接受。否则她会拿着小广告一直姿势端正地站在那里。即使没有什么可送的东西，直至两三年前，还每天进来询问家人是否安康。但是现在只是在大门口和屋门之间来回走动，雨天也不例外，弄得门口的脚垫上净是泥土。

我怕她摔倒再次骨折，但是她每三四分钟就在大门与屋门间来回走动，根本劝不住。心想她是否作为一种有益身体健康的运动呢，只要她愿意也就算了。但是光对外祖母的这种举动——光从职业培训福利院回来后，总是躺在起居室里听音乐或者作曲，外祖母在门外走路的动静听得十分清楚——好像心里很难受。

岳母的这种走动有时从天一亮就开始，午后稍晚一点时间最为频繁。为了填写最近开始接触的老年人生活照顾中心的管理员送来的调查表，有一天，我一边工作一边在稿纸边上记录岳母开关大门的次数，结果记到一百多次，只好停下来。

一到五点，虽然家人的晚饭时间尚早，妻子就把岳母的晚饭送到客厅。吃过这顿饭，虽然也有例外，但她就呆在自己卧室里，不再出去走动。于是光对外祖母的烦心，至少今天才算是轻松下来。我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每天，我喜欢傍晚。因为端来晚饭。哪个家庭都一样。说是傍晚，其实就是五点。”

光在这里想强调，对于自己来说，给外祖母端来晚饭的五点才是最令人高兴的傍晚时间。

其中最让我和妻子感慨的是“哪个家庭都一样”这句话。想起来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每次家人团聚，即使外祖母话语不多，她也是一家人的核心。她对光说话格外亲切和蔼，所以外祖母和光的组合成为家庭的轴心。但是，不久以后，外祖母便不再走进我的起居室里。即使送报纸或者小广告，也是我一接过来，她便立刻返回客厅。有时打开一道门缝观察外面的动静，一看见光要上二楼的卧室，立刻出去挡在他面前，和他说话。但是她问的话往往使光难以理解，只好低着脑袋一声不吭。例如外祖母向光打听明治末年死去的她的哥哥的消息，

或者问光是否对那个年轻的军官还有印象……

妻子除了给母亲端饭和送点心之外，整天忙于家务和负责我的工作上的联系事务，所以很少去客厅和母亲聊天。女儿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每天辛苦劳累，好像周末也很少和外祖母说很多话。这么说来，好像就外祖母不是家里的成员似的。哪个家庭都一样。

我和妻子逐渐觉得心头黯然。此后妻子在客厅里陪伴母亲的时间似乎多了起来。到成城大街两旁的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观察光的状态，打算带他去赏花，此前先带岳母到附近观赏染井吉野樱和山樱。我们做好准备出门时，尽管光依然照样躺在起居室里听FM，表现出毫无兴趣的样子，妻子和岳母还是叮嘱他好好看家……

岳母大概不会对现在的事情重新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不会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和家里人聊天。这一阵子光接连几次癫痫病发作，而且比较厉害，身心疲惫，所以每次接送去职业培训福利院都要格外小心，而次子从四月起转到本乡校舍学习，也就不能指望他去接送哥哥了。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早晨和下午两次往返职业培训福利院，中间这一段时间往往无法工作，只好躺在沙发上休息。

十五年前那种自然而然的家庭感觉，似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那种信心十足的康复状况，已不复存在，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满含怀旧情绪的感伤往往袭上心头。

那个时候，在北轻井泽的别墅山庄，光每天早晨带着弟弟妹妹跑“马拉松”，我工作结束以后，就跑到熊川钓真鳟。妻子则登上后山的斜坡，从人们一般不注意的洼地里采摘坚硬女娄菜，仔细写生。住在关西的岳母每天从电话里听到我们这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却像是发生什么大喜事一样，高兴地声音激动……

但是，我不能一直沉浸在这惆怅伤感的情绪里。坦率地说，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最近这一阵子，我只能时而抽空接送光，但知道年底要更换老师，还有一些新生进去。光还要继续治疗牙齿，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面临新的工作和学习环境的变化。而且一到午后稍晚一点时间，岳母就开始在门外来回走动……

在家庭的这种日常生活变化里，即使不断有东西被毁坏，但也有什么东西在毁坏中恢复、再生。我偶尔阅读有关老年性痴呆症的书籍，上面刊载有脑的缝隙的照片，知道岳母这样的智力衰退恐怕绝无恢复的可能。但是，从极其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大概有一天也会这样回忆：这种病可以治愈，我们自己不全都在这种治愈中生存的吗？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正是为了学会以长远眼光看问题的方法，自己才活在这个世上……

郑民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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