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观念的水位

刘瑜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彻底绝望还真不容易，对改革的未来又“乐观”起来了。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是自己的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块儿“玩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饭桌上，朋友聚会中，媒体访谈里，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幼稚。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我有记忆以来，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它突然变成了“问题”，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

比如国企被优待问题，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给民企贷款少，公众之前对此似乎并没有意见，但是近几年这样的嘀咕却开始屡见不鲜：“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

此外我印象中城管90年代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但是90年代没能成为公众议题的事情，今天却成为热门议题。民工孩子不是这几年在城市上学难，其实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却常常会引起轩然大波……此类变化，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山不转水转，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却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这个词，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开始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过去30年经济发展蹭蹭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一个个儿：同一种活动，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80年代苏东剧变，并非经济有什么大危机，无非是观念的水位变化了，过去曾经对着那件皇帝的新衣啧啧赞叹，现在一觉醒来，民众突然不干了——你害臊不害臊，怎么什么都不穿？

但是，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但变革原因则往往是意识形态静悄悄的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尝试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拿铁块压住船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

有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试图用观念调查的数据说明，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显然。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足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其实还不够。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但似乎也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已经足够波澜壮阔。

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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