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侯孝贤——阿城

七十年代末，我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乡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压缩饼乾，可是
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又喜欢看警察，十年
没见过这种人了，好新鲜。尚记得十年前迁户口上山下乡，三龙路派出所的户籍
警左右看看，说："想好喽，迁出去可就迁不回来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
开始厌警察，朋友指导我说这才有个北京人的样子嘛。路何漫漫，接着虚心接受
城里人的再教育罢。

另一种回到城里的感觉是慌慌张张看电影。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
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甚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
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
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
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慌慌张张的结果是看了不少愚蠢的中外电影，心理学的逻辑认为"被诱惑"不成
立。想想自己，有道理，应该不会"被电影愚蠢"，而是我愚蠢。

但聪明人之多，使八十年代初五年大陆文艺热闹非凡。与其说政治集权，不如说
文艺人将政治通于"商业广告"，凡触政治大小忌，必沸沸扬扬。也难怪，几十年
下来，文艺人都兼精政治，只是闪避和手眼通天的区别。京中会议讲演繁多，小
道消息惊心动魄，无数天才乃至各种主义直至特异功能，轮番淘汰。没有快刀斩
乱麻的本事，只好一个晚上都是梦。

一九八六年春，由拍了《黄土地》而声名大噪的凯歌介绍荣念曾给我认识。这荣
念曾甚是谦谦，骨子里却侠，我因下面一件事总要感谢他。

一天荣念曾邀我去他那里，说录了几个东西，值得看看。荣念曾住北京西郊友谊
宾馆，是个有警察把守的地界，我骑自行车去，自然被叱下来，在小屋里盘问许
久。

找到了荣念曾，五十年代曾经是苏联人住的单元里有一架日本电视机，还有一部
SONY录像机。荣念曾把一盒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一会儿，影像开始出现了。初
时我倒不在意，因为北京流傅各种录像带，又常会碰到十几人屏声静气地看妖精
打架，带子翻录的次数过多，成年男女妖精真成绿的了。

厂标之后是创作人员，导演侯孝贤等等，都规规矩矩。我还记得第一个画面是门
柱上钉块小木牌，楷书"高雄县政府宿舍"，开始有画外音，好像是个男人揉着眼
睛自言自语。我很喜欢这种似乎是无意间听到的感觉，有如在乡下歇晌，懵懵然
听到甚么人漫声漫气，听也可，非听亦可，不必正襟。

画面也像是无意间瞥到的，我于是危坐，好象等到了甚么。阿哈赢得玻璃弹子，
将它们自以为稳妥地藏在树下，回去被母亲问是不是拿了家里的钱，犟嘴，被母
亲打，直接转回树下，玻璃弹子统没有了，母亲用蒲扇打阿哈的小腿，阿哈跳来
跳去，远处祖母坐人力车回来了，于是一家人走过去。摄影机并没有殷勤地推拉
摇化。

我心里惨叫一声：这导演是在创造"素读"嘛！苦也，我说在北京这几年怎么总是
于心戚戚，大师原来在台湾。于是问道侯孝贤何许人，荣念曾答了，我却没有记
清，因为耳逐目随，须臾不能离开萤幕。

从来没有看到过拍得这么好的少年人打架。人奔过来，街边的老头依然扳着腿吃
食，人又奔过去，转过街角，消失，复出现，少年人的精力，就是这样借口良
多，毫不吝啬。挥霍之中，又烦愁种种，弹指间就嘴上长毛。第一次遗精，用手
沾来闻，慌慌的。父亲死了，守夜时听鬼故事。母亲死去，哭得令哥哥奇怪地瞄
一眼。人就是这么奇怪地长大了，渐悟世理。而明白之后，能再素面少年时的莫
明其妙，非有特殊的品性。

在此之前，我看过特吕佛(F. Truffaut)的《四百下》(LesQuatre Cents
Coups)，好像只是用铅笔在纸上擦来擦去，一个电影就拍完了。当时也是打听这
特吕佛何许人，说是法国人，于是铭记在心。后来在香港得陆离送的一薄本楚浮
专集，才知道楚浮即是大陆译成特吕佛的，《四百击》译为《四百下》，但我喜
欢楚浮这译名。

看完《童年往事》我大概有些颠颠倒倒，荣念曾在一旁请人一顿好饭似地微笑
着。看另外一盒现代舞蹈时，凯歌来了。凯歌拍完《黄土地》后，正在筹拍《孩
子王》，我怕干扰他，言明绝不参舆，但还是忍不住用《童年往事》暗示了一
番。凯歌到底强悍，不受影响，拍成自己样式的电影，顺便用镜头将《棋王》、
《树王》也轻轻扫荡了，自有幽默在，令我思省当初用暗示干涉创作自由的溢好
心。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在香港留了一个月。一日方育平来，说侯孝贤这两天在香港
客串舒琪的《老娘够骚》，愿意的话，去看看。当然愿意，并促快走，方育平
说，要到晚上啦。

方育平开车，走了很久。香港地方小，走那么久，无疑是我错觉所致。那时海峡
两岸还在神经过敏抽筋时期，所以方让我候在路旁，他唤侯孝贤出来。当夜无
月，又不在城里，黑暗中点了支烟，老老实实地吸，一会儿，方育平引侯孝贤、
柯一正来，握手，与侯孝贤的第一面竟是看不清面目。互相问候，我当下即辨出
《童年往事》要的画外音就是孝贤的声音。

到得亮处，孝贤是小个子，直细的头发扇在头上，眼睛亮，有血丝，精力透支又
随时有精力。孝贤很温和，但我晓得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好像四川
的出了人命，魁伟且相貌堂堂者分开众人，出来的袍哥却个子小，三言两语就把
事情摆平了。

孝贤提到他想拍《孩子王》，令我一惊，其实大喜，继之无奈，告诉孝贤凯歌已
经着手了。

在香港只得惊鸿一瞥。后来孝贤托人带到北京一盒牛肉乾，儿子立刻拿了几大块
到街上与邻居小孩分吃，不一会儿即进来再要，说，隔壁小军他们喜欢吃，我
说，告诉他们，你爸爸也喜欢吃。

第二次见面是当年九月在纽约，林肯中心放孝贤的《童年往事》，胶片的，也就
是真迹，于是赶去看。在门口会到孝贤，焦雄屏用我的相机拍张照片，洗出来是
模糊的，类似夏阳笔下照像写实主义的闪过的人影。后来去张北海家聚，拍的几
张，亦是模糊的。我寻思这侯孝贤果然厉害，有他在镜头里，大家就都不清不楚
的。

这之后的收获是谭敏送的孝贤的《恋恋风尘》与《风柜来的人》的翻录带。住在
丹青家，两个人点了烟细细地看这两部题目无甚出奇的片子，随看随喜。完毕之
后，丹青煎了咖啡，边啜边聊，谈谈，又去放了带子再看，仍是随看随喜。之后
数日话题就是孝贤的电影，虽然也去苏荷逛逛画廊，中城看看博物馆，买买唱片
寻寻旧书，纽约亦只像居处的一张席子，与话题无关。

《恋恋风尘》与《风柜来的人》，都有一个难写处，即少年人的"情"。民国之
后，动辄讲"大时代"，到底也有过几回大境遇。不料这"大"到了艺术中，常常只
僵在一个"大"上，甚或耻于"不大"，结果尾大不得调之。四九年以后的大陆，时
时要大，不大，不但是道德问题，而且简直反革命，例如向党生之日的某某周年
献礼，你敢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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