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但是……

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因为人们告诉你：必须得这么做。而当你真的去上大学了，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如果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却还是不能改变命运，依然贫穷，那么这样的群体是否就该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我们所处的系统出了问题？

纪录片《出路》中的“贫穷”

“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因为人们告诉你：必须得这么做。而当你真的去上大学了，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激动地说。讲台下坐着的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丹麦王储妃、赞比亚商业部长、中国的外交官员……

弗雷泽背后的两块大屏幕上，是一个用着同样激动的语气说话的中国面孔，他叫王振祥，湖北一家自考学院（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招生老师。

荧幕上，他正在向来参加“招生会讲座”的家长慷慨陈词：“读书，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最好出路。至少在中国，这肯定是的。”其实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些话只是用来骗骗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

王振祥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和影像，会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会场出现。把他的面孔以及中国大学教育这个问题扔到联合国大会桌子上的，是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

《出路》和与另七部纪录长片和80部纪录短片，探讨着同一个主题：“为什么贫穷”。

“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

2010年6月25日，湖北高考分数发放。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28岁的王振祥已经来到赤壁市，从周边城市与县镇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办“讲座”，进行“招生”。

他带着“死任务”：每场讲座下来，至少要有三个学生去注册，交100元的“注册费”。

“严格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学校。我们就是把学生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王振祥对着镜头说。

2007年，王振祥入职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最初学校和他的约定是，他做平面设计老师。一年之后，弘博要求他以及其他老师“下放”到各个市镇去“进行讲座”，“支援市场”。

“否则就要自动离职，他们拿这个要挟我们。”王振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正在不堪忍受之时，王振祥认识了26岁的摄影师程春霖，他主动提出：“我这里有个很好的题材，你可以拍这个。”

弘博软件学院本身是弘博集团之下的一个教育品牌，教授平面设计等课程。在越来越热的职业教育以及自考学院琳琅满目的大气候下，它摇身一变，也成为一个“学院”。学院主要的招生对象是农村出身、考不上一本二本的孩子。

在王振祥眼里，农村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对好骗：“教育产业化这么多年，基本上来说，所有的优势都集中在城市里面。农村的小孩进不了大学，他们只能选择我们这种：对你的分数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最终又会发给你一个文凭的商业性质的学院。”

程春霖把王振祥的故事告诉了纪录片导演陈为军。2003年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描述中国河南农村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获英国国家纪录片奖等四项大奖；2007年他的《请投我一票》获奥斯卡提名。

《请投我一票》跟拍了一个小学班级里三个孩子竞选班长的故事。项目起源于STEPS的纪录片计划“为什么民主”。正当陈为军和程春霖开始投入拍摄王振祥和“弘博”的时候，STEPS的南非开普敦的制片人唐·艾德金斯（Don Edkins）找到陈为军，这次的新项目主题是“为什么贫穷”。

陈为军觉得他的新项目和“为什么贫穷”这个主题“天然契合”：“如果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却还是不能改变命运，依然贫穷，那么这样的群体是否就该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我们所处的系统出了问题？”

“十个手指只留了一个哪”

“我那个时候，大学里有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学生比例，照这个比例，农村的孩子都能进入‘211’，进入‘985’，”陈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现在，农村孩子很难进入好大学。原因就在于教育的不公平。农村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越来越差，稍有不错的老师，会迅速被挖到城里的中学去。一个山区里三四百个学生，考到一本的可能只有三四个。”

王振祥每天的工作是，到达一个村镇，下到高中，开一间教室，做一场演讲。用投影仪放漂亮的照片：整齐的授课教室，极具现代化的商业报告厅，颇有气势的阅览室。

然后他抑扬顿挫如朗诵般，向满教室表情茫然的家长说：“书，是甜蜜的。知识，是甜蜜的。只有读书，我们才能收获体面的工作，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什么阅览室啊，项目实验室啊，商业报告厅啊，学习室啊，没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全部是百度上找的图片。”做完演讲回家，王振祥脱下衬衫领带，换上T恤，一脸疲惫。

2010年6月下旬，程春霖在一次弘博的“讲座”上遇到了来自赤壁市车埠镇的王盼母女。王盼刚刚高考结束，只拿了388分。上一本没可能，上三本上专科则需要大笔学费。弘博的学费是每年12500元。

王盼的母亲戴任珍天生手指残缺，但性格非常爽朗。戴任珍站在教室外面，对王振祥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家庭：王盼一直在镇上念书，没有去过城市。王盼的爸爸先天有些痴呆，夫妻二人在车埠镇的砖厂搬砖为生，搬一块砖赚5厘钱。在老家村子里，还有快要一百岁的爷爷和奶奶，他们这辈子没见过电视机。

然后她说起自己的女儿多么想要念书。“初中的时候老师问她，你为什么要上学呢？她说：我上学是为了脱贫。”说到这里，她笑了。

在她眼里，王振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师”。王振祥勉强应和着，好不容易熬到了结束，回到自己的旅馆，立刻换了身衣服坐大巴走人。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说，“变回人类了”。

“我不想和这些家长有过多接触。心理压力很大。”王振祥想到王盼母女，“家里这么穷，过来把这钱送给弘博。搞鬼啊……没良心啊。”在王振祥的招生经验里，曾有农村出来的孩子，全家卖了猪卖了牛卖了房子卖了田地，供他一年的学费。

在程春霖看来，王盼一家是“一个非常极致的家庭”，非抓住不可。

在检查完所有程春霖的证件之后，戴任珍终于认定这是一个“比较成熟，也比较可信的孩子”，答应了他的拍摄请求。

2010年的8月和9月，程春霖在车埠镇，和王盼一家人同吃同住。

陈为军也多次来到车埠镇，和王盼母女“聊生活，聊想法，聊希望”：“这些孩子的家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机会跳出农村，是因为没有在高考这条路上取胜。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进大学。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除了一本二本之外还有大量的三本大专。他们不知道这种‘大学’和他们当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三本的学费，四年下来估计是七八万，他们肯定没有这笔钱，但是他们会尽其所能把孩子推进去，希望孩子能改变命运。”

陈为军发现戴任珍除了在砖厂做工，还有一份“兼职”：帮乡亲哭灵唱夜歌。这种古老而传统的鼓盆而歌的方式，需要哭灵人结合死者的生前故事，用押韵的方式去歌唱。

陈为军请求戴任珍：你唱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能不能唱一段自己的故事？

思考片刻，她对着摄像机唱道：“十个手指只留了一个哪。看到别人都把学上，我的心里都羡慕得很哪。也想背个书包上学哪。妈妈哪，听完是眼泪滚哪。”

输在Excel上

花了那100元注册费之后，王盼最终没有进入弘博，不是因为识破了弘博的“骗局”，而是家里每年确实拿不出12500元。王振祥曾经跟弘博的人提议，把那100元退给王盼，但他最终也不知道这100元到底有没有退。

王盼去了另一家大专院校学工程设计，学费一年6000元，她申请到了助学贷款。

“如果我不读书，我不知道以后我还能做什么。至少现在，我觉得我很好。”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至于助学贷款，以后工作了，我哪怕一个月赚一千，慢慢还，一定能还清。”

陈为军是在2011年3月，武汉各大校园招聘会上找到万超的。这个圆头圆脑的男生就读于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一所三本大学。

在人才市场上，万超一次次坐下来介绍自己，紫色衬衫被汗水浸湿。他央求招聘人员不要把自己的简历放在最下面，并表示什么都愿意做。

“我只是想要在武汉生活下去。”面试的时候，万超这样回答。

“我要工作。为什么他们不要我？我不是211、985。一定是这样。”好不容易有一家清算公司打算录用他：考核期10天，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每月1500元。

万超对着程春霖算了一笔账：一个月租房500元，中午伙食费337.5元，话费100元，加起来就是937.5元，工资几乎消耗光。然而那家清算公司在十天之内就把他辞退了，理由是万超的Excel用得不熟练。

在和同班同学的散伙聚会中，万超在KTV昏暗的灯光下喝多了，蹲在地上大哭。房子已经租了，借了朋友和父母的钱，但是工作还没有任何着落。

说服他接受拍摄的人是程春霖。程春霖告诉他，虽然自己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但拍纪录片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作为同龄人，他能为梦想不放弃。”万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接受拍摄，是觉得这算是一件支持程春霖的事。“年轻人做事很难的，特别是没有资历和背景的话。”

万超的家庭并没有那么困难，他只是耻于向父亲借钱。一次次面试，从希望到失望，他忽而兴奋过度，忽而愁得一晚上都睡不好。

有时他也怨恨陈为军和程春霖的摄像机，它跟着他去找工作，进入公司的面试间、办公室，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对工作的态度是儿戏。

为了节省房租，他搬去朋友家住。经过一整个夏天的寻寻觅觅，他在远离武汉市中心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财务类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期待的。”万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是找工作越找到后来，自己会有一个越来越简单的想法。就是起码在你生存的城市，你能活下来。”

“什么叫中国梦呢？”

王振祥早就不想干了。弘博软件教育学院往老师身上压招生任务，他忍无可忍。“宁可学校把我裁掉，我也不想做了。要不是为了拍这部片子……”王振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高考季过去，关于他的拍摄结束，王振祥立刻辞了工作。现在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市场宣传。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换了一个名称后仍在运行，收入比以往更好。

陈为军把这部纪录片命名为“出路”。

“任何一部纪录片都不可能像万能钥匙。如果身处贫穷，或者身处底层的人看了我的片子，他会突然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我身处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继而他举手要求发言、要求改变，这就是解决贫穷的一条道路。”

艾德金斯主动请缨做陈为军的制片人。陈为军和程春霖想把更多笔墨落在王盼和万超身上，而艾德金斯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王振祥身上。

“只有老师最能讲述‘体制’（System）和‘政治’（policy）问题。我们必须向全世界的观众讲述背后的故事，切中要害。”艾德金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你在中国，当然很能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语境和背景。但是你要是不在中国，就很难理解。”

最后的剪辑方案是：以老师王振祥为主线，学生王盼和万超作为两条贯穿的线索，一个高考失败，进入了貌似梦想天堂的专科院校，一个则从梦想天堂的大学中走出来，进入残酷的社会。

陈为军给《出路》想好的英文片名叫“Chinese Dream（中国梦）”。然而弗雷森和迈耶一致投了反对票。“什么叫中国梦呢？”迈耶说。

最后的英文片名单刀直入：Education，Education（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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